[|综合图文] 前后91年，两个政权威逼利诱，看看俄国怎么一步步把蒙古分裂出去

一、沙俄制造外蒙古独立的阴谋

外蒙古地区是清朝的北部边疆，也是邻近俄国的中国领土。沙俄侵略者很久以来就想把这个地区据为己有。1727年9月1日，中俄两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中俄两国中段边界。同年11月2日，双方通过签订《恰克图界约》，中、俄两国除进一步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外，沙俄还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

但是，沙俄并没有放弃侵占外蒙古的野心，对外蒙古一直垂涎欲滴。尤其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它把吞并外蒙古当作对外侵略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咸丰四年(1854年)，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其“遵照最高政府对于中华帝国的意图行事”中指出：“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我国保护。”

后来在英法联军进攻中国沿海之际，沙俄在中俄蒙边境上已陈兵数万人，准备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攻取库伦，另一路攻取瑷珲”。

穆拉维约夫还公开叫嚣说：“假如我们能立足满洲、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俄国庇护的两个公国，即使暂时不移民也于事无损。”很明显，沙俄政府妄图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变为沙俄的保护国，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沙俄为侵占外蒙古地区，还从外交方面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62年的《陆路通商章程》、1869年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和1881年的《中俄改订条约》及其通商章程附件和《俄商前往中国贸易过界卡伦单》等。这些条约中都立有侵占蒙古地区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规定。

其中，俄国为加强对外蒙古的经济侵略，于1909年，俄国工商部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和制定对蒙古的贸易政策。沙俄政府还派遣大批商队和考察队，专门调查外蒙古地区商业的活动。至1910年，当时驻库伦的俄国商人已达三千人，定期来库伦的商队也在七千人以上。仅1909年，俄国从外蒙古掠走的牲畜为三十一万九千头，其价值达三百三十万零五千卢布。

沙俄政府除派商队以外，还利用文化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的鼓动宣传，使蒙古封建上层信赖俄国，笼络蒙古人心。沙俄在库伦开办蒙语翻译学校，在彼得堡大学和喀山宗教大学设置蒙古语言研究专业，培养研究有关蒙古问题的专业人才。

除上所述，沙俄在策划外蒙古“独立”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即利用各种机会拉拢和收买蒙古王公，以及恶意挑拨蒙古王公上层同清朝政府的关系，极力煽动民族分裂情绪，培植亲俄势力，使其信赖俄国。如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古政教最高首领。他从四岁继位第八世活佛，于1882年由西蒙到库伦时起，到十二岁，就开始受到沙俄侵略势力的影响。

当时，沙俄驻库伦领事施什玛勒夫利用活佛年幼的机会，“赠送”欧式玩具、绘画和几十种稀有动物。活佛长大后，沙俄又“以狐媚手段，行其狼吞之心”，即以“女弟子(活佛妇)既生小佛爷，俄人亦献一女子，事于活佛，讳之曰乳母，以为联络活佛之手段。”

1900年，俄国驻库伦领事施什玛勒夫又代表沙俄政府向哲布尊丹巴赠送了金椅、大象等珍物。同年，俄国人柯乐德由于攫取库伦附近的金矿开采权，引起土谢图汗部蒙古王公的反对。施什玛勒夫为调节蒙古王公的不满情绪，又以“赔偿”为名，当场拿出10万卢布贿赂蒙古王公。并在蒙古王公会议上，公然散布汉族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灭亡蒙古”，俄国是“希望把蒙古王公从这种难堪的状态中挽救出来”。

只有“通过俄蒙贸易和金矿开采”，才能“增进蒙古的国王、人民和王公的繁荣”。并暗中拉拢和收买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扎布、杭达多尔济亲王和札萨克头等台吉那木萨赖等人，使其靠近俄国。

二、沙俄策动下外蒙古独立的经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夜，在沙俄的策动下，库伦的政治局势更加日益动荡，同年春，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来自内蒙的海山，联名上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密谋蒙古独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借喀尔喀四部王公和上层喇嘛进献“曼茶罗”(又作“永生”)来库伦的机会，举行会盟，共同讨论如何“独立”的问题。

同时，杭达多尔济和车林齐密特等人，在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衙门内召开了“王公和高级旗官会议，传达了呼图克图向参加会议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新政是否需要执行?”当时，由于“有的人主张反对全部新政，而其他的人则主张有选择地抵制”，因此，会议陷于僵持，未能达成协议。后来有十八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的博克多乌拉山中举行密秘会议，具体策划外蒙古“独立”。

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俄表示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同意给予军事援助。

8月17日，沙俄政府发表公报说：“很久以来就蒙古人给予援助和保护，我们在蒙古的某些代表在说服蒙古人方面贡献很大，使他们确信如果和中国破裂，他们是会得到俄罗斯援助的。”8月19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把沙俄政府的决定通知了俄国驻华公使廊索维慈，并要他向清朝政府指出：俄国认为中国政府在喀尔喀进行的军事和行政改革，即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措施“是敌视俄国的行为”。

沙俄政府对中国政府在外蒙古推行“新政”，不但在外交上横加干涉，而且在军事上大动干戈。10月上旬，八百多名俄国步兵和哥萨克骑兵开进库伦，“辎重车辆，络绎不绝”。

并“由恰克图一带来库之俄兵，仍继续而至”。库伦地区完全处于俄国侵略军的控制之下，哲布尊丹巴集团更有恃无恐地进行外蒙古“独立”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相继响应，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辛亥革命宣告诞生。但这次震撼全中国的革命运动，却给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以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由于“其时大仓洋行与满清政府陆军部之间签订了一项合同，根据这一合同，满清政府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的供应”。因此，“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本野一郎就分割满洲和蒙古的可能性同俄国取得了谅解。”

沙俄取得了日本的谅解后，为加速实现外蒙古“独立”，一面煽动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的独立发展”，一面命令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部把一万五千支步枪、七百五十万发子弹和一万五千把军刀，运往库伦，交给正在准备叛乱的哲布尊丹巴集团。同时，在恰克图、乌丁斯克、赤塔等俄蒙边境地区驻有十三至十五万俄军，扬言“遇有必要，在旬日之内，即可调动数万兵力，集结库伦”。

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在沙俄驻库伦总领事馆的策划和指挥下，杭达多尔济等一伙，向清朝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

12月1日凌晨，外蒙古叛乱集团勾结一支沙俄军队，包围了库伦办事大臣的衙门，并逼三多限三日内出境，三多的卫队也由“俄兵收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古看管”。同时，“局、所、衙、署.如印务处、兵备处、电报局等，均以俄蒙兵守之。12月5日，以“保护”为名，三十名沙俄哥萨克兵把三多押解出境。

12月16日，库伦叛乱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

1912年5月，库伦叛军五千余人，在沙俄支持下由海山、马格萨尔扎夫和俄国间谍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不守军三百余人。中国驻新疆军队曾要奉命东援，但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再三发出照会，蛮横阻拦。科布多守军与俄军和外蒙古叛军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才失陷，参赞大臣溥润及其官员和居民七百余人，被俄军押解出境。至此，沙俄操纵的外蒙古伪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三、中俄关于蒙古地位的交涉

1912年11月3日，库伦傀儡当局最后在沙俄一手炮制的《俄蒙协约》及附属“商务专条”上签了字。

《俄蒙协约》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俄罗斯帝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及蒙古编练蒙古军，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第二条蒙古主及蒙古政府，准俄国属下人等及俄国商务照旧在蒙古领土内，享有此约所附专条内开各权利及特征。其他外国人在外蒙古得享之权利自不能多于俄国人在彼得享之权利。第三条如蒙古政府认为，须与中国或别外国立约时，无论如何，其所订新约，不经俄罗斯帝国政府允许，不能违背或变更比协约专条内各条件。

《俄蒙协约》签订后，沙俄政府立即向中国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袁世凯承认《俄蒙协约》，同年11月7日，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代表中国政府就库伦当局私与俄国订立《协约》一事抗议俄国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中国政府照会俄国驻华公使库明斯齐，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由此揭开了中俄关于《俄蒙协约》交涉的序幕。

经过半年之久的交涉谈判，于1913年5月20日，中俄两方签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约。中国政府承认了沙俄在外蒙古的殖民特权。但是，协约中规定的蒙古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则有害于沙俄独吞蒙古。所以，沙俄参议院否决了这个协约。7月13日，沙俄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宣布推翻和否定5月20日中俄所订的协约，中俄关于《俄蒙协约》初次交涉谈判暂告中断。

当中国南方各省爆发反袁第二次革命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援助，答应了沙俄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治”的要求。同年10月，中俄双方在北京重开谈判。中俄双方针对蒙古问题，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谈判了十次。于1913年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

根据《中俄声明》的规定，俄国虽然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使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但“中国声明，承受俄国调处”的规定，便使沙俄干涉中国内政取得了合法的权利。

另外还规定：中国政府“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俄国政府所提出的中国在外蒙古“不准驻扎军队、不准移民、不准设官”的非法要求。可见《中俄声明》的签订，实际上中国政府丧失了在外蒙古的主权。

根据《中俄声明》规定，中、俄、蒙两国三方代表，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图举行会谈。三方代表经过四十八次正式会议和四十次私下会晤，于1915年6月7日签订了《中俄蒙协约》。

通过《中俄蒙协约》的签订，外蒙古“独立”在形式上被取消，正式改称“自治”，并承认中国“宗主权”。实际上中国的宗主权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词句而已。沙俄在外蒙所攫取的殖民权益，不仅限于《中俄蒙协约》所规定的条款，而且也包括它在策划外蒙古“独立”时所攫取的全部殖民特权。所以，沙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保留中国的宗主权，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对我国领土蒙古的侵占，继续保持它对外蒙古的控制的一个别名而已。

《中俄蒙协约》是沙俄政府又一次强加给中国政府的不平等条约。沙俄通过这一系列的协约，侵占了外蒙古的主权，将蒙古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1916年7月，即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在库伦举行了传统的册封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为“呼图克图汗”的典礼，从而在法律上、行政上恢复了中国中央政府对外蒙古行使的主权。

三、苏俄操纵的蒙古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俄国爆发了国内战争。从1918年春开始，一些俄国资本家、地主富农及白卫军纷纷逃亡到外蒙古。苏俄红军进入外蒙，追剿白卫军，博克多格根深恐苏俄红军推翻其统治，遂请求北京政府出兵援助。

1919年夏，北京政府驻库伦镇抚使陈毅与外蒙地方政府就取消外蒙自治问题举行谈判，西北筹边使徐树铮也奉命向库伦增派了军队。11月17日，博克多格根向北京政府具文呈请取消自治和《中俄蒙协约》，其中说：“念外蒙全境为中华民国领土，久思举自治全权归还中央……已呈奉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核准，具呈大总统收回政权，及时治理，俾外蒙全境日臻兴盛。”22日，北京政府允其所请，并加封了博克多格根。

1919年7月25日，即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同一天，苏俄政府还发表了《苏俄告自治蒙古政府和蒙古人民书》。该呼吁书阐述了苏俄东方政策的一般原则，声明放弃沙皇俄国与蒙古签订的条约、协定和租让合同，建议与博克多格根建立平等的官方关系。

同年8月3日，苏俄政府再次向外蒙发表声明，一方面宣布废除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在蒙古取得的一切特权，另一方面声称“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国内一切权力应当属于蒙古人民，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无权干涉蒙古内政……苏维埃政府为此向蒙古人民高声宣布，建议同俄国人民立刻建立外交关系，并派遣自由蒙古人民的代表向红军接洽。”

这份声明与上份呼吁书相距不到10天，其内容已迥然不同，说明苏俄政府对外蒙政策在经过周密考虑后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新的档案材料未披露之前，其原因世人尚不得而知。声明把蒙古说成是自由的国家，显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违背了当时外蒙古的实际状况。

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1918年底至1919年初，库伦出现了两个秘密的革命团体，领导人分别是苏赫巴托和乔巴山。1920年6月，在苏赫巴托的倡议下，两个革命团体举行合并会议，会上成立了蒙古人民党。

1920年10月，以恩琴为首的俄国白卫军800多人，号称亚洲骑兵师，侵入外蒙古。他们与外蒙封建主相勾结，以恢复蒙古自治为号召，成立所谓临时政府。11月，恩琴白卫军打败了驻守库伦的高在田将军的中国军队，1921年2月占领库伦，并挟持博克多格根重登汗位，再次宣布外蒙古独立，同时，恩琴匪帮对蒙古革命团体进行了镇压。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组织下，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图举行了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26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党员约150名。3月13日，蒙古人民党在与苏俄毗邻的边境地区成立了蒙古人民临时政府，号召通过人民武装起义，使蒙古脱离中国军阀的统治。3月18日，在苏俄红军援助下，蒙古革命武装从北京政府驻军手中解放了买卖城。

6月28日，苏蒙联军在恰克图地区越过边界向库伦前进。7月5日-6日，军队未遇任何抵抗便进入城市(恩琴在苏蒙联军到来的前一天逃离库伦)。7月8日，临时政府到达库伦，宣布政权从神权政府手中转移到蒙古革命者手中，博克多格根被保留为君主，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苏俄红军以继续肃清白卫分子为由在蒙古留驻下来。

1921年所谓蒙古革命也许具有其发生的某些条件，这就是蒙古人传统的对自主和独立的追求、蒙古贫苦农牧民与中国巨商富户之间的矛盾、泛蒙古主义以及1911-1912年蒙古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等等，但是，如果不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从外部施加巨大的影响，这一革命是无从发生的。

苏俄和共产国际把蒙古视为在东方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重要目标和基地，人为地制造一场革命，其结果是，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对华外交路线，造成了苏俄内部的尖锐矛盾和在蒙古问题上的争执和混乱。

为了把对蒙古政策和对华政策加以协调，苏俄认为有必要试探一下中国的态度。令人惊异的是，北京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愿意认真讨论蒙古问题。北京政府的消极态度反而进一步推动苏俄在蒙古采取新的行动。

四、蒙古的最终独立

1921年“七月事件”后，蒙古革命者成立了新政府，确定蒙古地位问题以及苏蒙关系问题立即摆在了苏俄领导人面前。

1924年5月20日博克多格根去世后，蒙古独立和苏蒙接近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6月7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实行共和政体。11月26日，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通过蒙古宪法，宣布蒙古是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尽管当时北京政府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未予承认，但没有阻挡住蒙古走向独立的步伐。

在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南方国民政府组织了北伐，推翻了北京政府的反动统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攫取了政权。蒋介石上台后，即以反苏反共为国策，蒙古问题自然是他反苏的有力武器，但他刚上台立足未稳，不久又发生“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能不把蒙古问题“冻结”起来。此后，苏蒙关系更加密切，蒙古始终把同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苏联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也竭力使蒙古独立变成既成事实。

在对内政策上，蒙古也进一步倒向苏联。1921-1924年为蒙古的所有制改造时期，蒙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性措施，改造了旧的国家机关，使人民呼拉尔这种政治结构更近似于苏维埃。

1924年8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三大，把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确定为党的总路线。30年代初，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的影响下，蒙古加紧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蒙古社会主义改造是伴随紧张的国际局势同时进行的。1931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翌年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以此为基地多次对蒙古进行武装挑衅。在此形势下，苏蒙关系进一步加强。

1934年11月27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君子协定”，规定“双方在预防军事进攻的威胁方面，采取一切办法互相援助；一旦蒙古人民共和国或苏联遭到任何第三方面进攻时，他方应予以帮助和支援。”1936年3月12日，苏蒙又签订《互助议定书》，继续重申“君子协定”的原则：“一旦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受到第三国侵犯的威胁时，缔约国双方必须立即计议当前形势，采取一切足以保护安全的办法，并相互给予一切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在上述协定中，苏联已俨然把蒙古视为独立的国家了。1939年5月和8月，日本关东军以“满洲国”为依托，在外蒙东部哈勒欣河(诺门坎)一带进行挑衅，遭到了苏蒙军队的沉重打击。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军事冲突过后，苏联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同日本的划界谈判和签订划界文件，甚至未让国民党政府看这个文件。

1941年，日本为推行“南进计划”，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所附共同宣言中，苏日双方相互承认了蒙古和“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在谈判中处于主动地位的苏联，本不必为伪满洲国作出这样的承诺，但它为了进一步使蒙古独立合法化，竟不惜与日本侵略者作这样的交易。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再次表现出使蒙古独立得到国际承认的迫切心情。斯大林在会上把“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作为苏联对日作战的首要条件。在同年夏天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毫不隐讳地道出了蒙古独立对本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为了换取斯大林“将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的保证，同时迫于美英的压力和希望苏联对日出兵，国民党政府终于作出重大让步。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王世杰向莫洛托夫的照会中称：“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就外蒙地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出观察员雷法章等前去“参观”投票。所谓参观而非监督，意谓国民党代表无权干涉投票过程，只是观察实际情况而已。

投票在蒙古当局的监督下公开进行，公民以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投票结果：全部487409票中无一票反对。据此，外蒙古当局要求中华民国承认蒙古独立的事实。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最终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