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3章 合作组织的设想

1951年五月初，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层在同一天收到了联共的一份电报，其内容是邀请各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参加一场预定于今年6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共同会议。这场会议讨论的内容按照联共通报的说法，将“决定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的共同未来”，收到消息之后的各国领导人并未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中国的秘密，所有人都认为，这场莫斯科会议将是中苏两国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阵营结构的契机。

在辽宁省穿越之后的这半年时间里，新中国的突然崛起已经让处于冷战初期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相对应的，中国国内的建设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辽宁省外地区的各种改革与建设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而辽宁省内的工业体系也基本完成了重组，工业机器全力开动起来。在不久之后，中国就会产生巨大的工业产能，而这些产能是国内其他地区还不能立刻消化的，因此与国外进行贸易往来非常重要，而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之下，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将会有求于中国的先进产品。

自从中苏两国的关系在1951年苏共领导层前来中国访问之后迅速变得紧密起来，斯大林本人则已经在辽宁省进行了长时间的疗养，这些变化自然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的国内外政策。除了斯大林为挽救苏共的沙文主义倾向而作出的自我检讨和领导层清洗之外，苏联对其在东欧地区的盟国的态度也开始变得不一样。

原本东欧诸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就是趁着苏联在二战后期的全面反攻时夺取了本国的政权，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其实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过程过于容易，政党极度缺乏自主性。二战结束之后这几年时间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基本就是照着苏联领导层的指示建立政权并治理国家，而苏联模式也很快在这些国家中产生了水土不服的迹象。不过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并没有顾及这些国家的群众的意见，他们对东欧各国政权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而是一个听话的政府。如果事情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还是会往不可挽救的方向发展，因此斯大林在调整整个苏共的未来战略时，决定赋予这些东欧国家更大的自主性。

“我对他们这些国家还是比较担心的，毕竟您也告诉我，他们最终都在东欧剧变里面瓦解了。”斯大林在和主席商讨此事的时候如此说道。

“防范旧势力自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这些国家中群众的情绪问题，如果他们感觉自己的国家主权被外国控制住了，自己的诉求不能被人听得到，生活水平又下降了，那他们就要起来闹事情了，人之常情嘛。把我们的兄弟党抓的太死，这种事情要不得。”主席有仔细地研究过东欧诸国的历史问题，在他看来，苏共对东欧各国抓得太死是一方面，东欧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捣乱是另一方面，前者要主动避免，后者要全力打击。斯大林此时对主席提出的意见基本上都是接受的，他和主席商讨问题时的态度和过去已经截然不同。

另外，两位领导人商谈东欧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讲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这个位于巴尔干半岛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而其领导人铁托则充满了争议，包括主席本人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曾经批判过铁托本人的政策与思想，但结合起辽宁省带来的历史资料，主席和斯大林都能够重新审视这个强硬派的国家领导人。

“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要团结南斯拉夫的同志，路线分歧可以交流解决，重要的是防止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政权瓦解。”主席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社会主义阵营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帝国主义，而不是因为某个政党不听话或者有些意见分歧就把人家推到对立面去。

“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铁托同志与我们之间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恢复友好关系。您认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改变这种情况？”斯大林比较谦虚地问道。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心中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只要有了这一层，我们就有协商的基础。”主席说道，“我们和铁托同志主要的分歧在于，他基于南斯拉夫所处的环境，在经济发展这件事情上作出了和我们不一样的政策。从原本的历史看来，很难评价他的这种政策功过如何。但就现在而言，我们可以在经济发展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达成最大的一致，不必要在每一种细节上都完全一模一样。”

在原历史上，铁托先后与苏联和中国闹翻，分别是因为斯大林不满他“不服从命令”，也就是南斯拉夫不愿意被苏联全盘操控其政治、军事和经济，这是斯大林已经承认的自己的过错，而后来与毛主席闹矛盾，则是因为主席认为铁托的经济政策不够纯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不应该掺杂市场化的因素，这方面主席的观念有所改变，但我党内部讨论时也认为铁托的改革或许有些操之过急。另外，虽然铁托对南斯拉夫人民而言是一个英雄，但是他在处理一些联盟内部的问题时也欠缺考虑，为后来南斯拉夫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主席对处理南斯拉夫问题的初步意见是，以恢复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基础，由中苏两国首先放低姿态，给铁托一个台阶下，然后拿辽宁省的历史资料，为南斯拉夫的内部问题提供一些意见。在主席看来，铁托这个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本质上他还有为南斯拉夫人民谋求利益的决心与能力，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南斯拉夫不至于走以前那样的老路。

“那么，我们主动联系南斯拉夫，表达我们的和解意愿？”斯大林对这种低姿态外交其实不是很习惯，虽然现在他面对主席的时候已经保持平等，乃至是稍微有些低的姿态，但作为一个强硬、固执的领导者，接连对外人如此表现会让他感到面子上挂不住。

“如果我们不主动的话，铁托同志大约也是会找上我们的，不过我认为这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不太有利。”主席倒是没那么在乎个人的面子，在他看来，只要达成了团结的结果，过程如何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现在的南斯拉夫由于同时和中苏两国闹翻，资本主义阵营便向他们伸出了魔爪，美英两国殷勤地表示愿意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而且不附带任何的其他条件。英美两国提供的无息贷款对于南斯拉夫这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而言十分诱人，但铁托自然会质疑英美所言的“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一说法。事实上，铁托完全明白接受了英美的援助就等于彻底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多数国家决裂，这会让他们在两级争端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现在这种两极攻守易势的环境下。

另一方面，苏联的情报机构有从南斯拉夫国内受到消息，铁托现在其实处于一个比较两难的境地中。其政府内部有些人认为应该以经济发展的大局为重，接受英美两国的经济援助，同时拒绝在冷战中站队，而另一些人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应该着手与中苏两国修复关系，即使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也没有关系，毕竟都是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

这两派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吵得不可开交，互相指责对方是走资派或者卖国贼，虽然在铁托的强权之下没有闹出什么大事情，但分歧也已经很严重了。铁托本人的态度倒是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他坚持认为南斯拉夫应该独立自主地建设国家，尽量减少本国对外的依赖程度，当然了，有人送钱的话还是来者不拒的。我党自然也没有想到，辽宁省穿越在巴尔干半岛产生的蝴蝶效应会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不去争取同志，帝国主义就要去尝试腐化他们，用平等的姿态对待同志，才能少闹矛盾。”主席见斯大林似乎有些别扭，便发言劝导。

“嗯，我同意您的看法，那么我们要如何进行表态呢？”斯大林也不是那么的固执己见，毕竟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他确实有很大程度的过错。

“我们可以各自安排，总之要先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表现我们的态度。”主席最后说道。

于是，在苏共向东欧国家发出了参加莫斯科会议的邀请的同时，其内部的报刊中开始刊登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文章，相比起之前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责，苏共报刊中的新文章开始重新定义铁托的作为，并表示“同志之间应该更多地进行谅解”。而我党这边，除了社论上的文章风向改变之外，主席也亲自修书一封，向铁托本人表达缓和各方关系的意愿。

南斯拉夫共产党则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完全愿意和中苏两国缓和关系，铁托在给毛主席的回信中表示，南斯拉夫绝无意愿和帝国主义相互媾和，永远是社会主义的一份子。铁托先是和苏联外交人员协商，准备一同参与六月份的莫斯科会议，另外也马上派出了代表到莫斯科商讨一次国事访问的可行性。在中国这边，铁托则表示自己有时间的话一定会亲自到北京拜访。

这件事情让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都感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气氛的变化，苏联的高压态势似乎在中国的干预下稍有消解，这让各国的领导人都松了一口气，也更加期待我党在之后的莫斯科会议上的表态。虽然这场会议是由苏联邀请东欧各国参与的，不过我党也有明确表示将会参加会议，另外还会带上亚洲几个新兴共产党国家的代表一同参会。

美英法等国自然也关注了这一系列事件，在那场即将到来的六月会议当中，中苏两国大约要重新整合社会主义阵营，在艾森豪威尔等人看来，原历史上的华约大概要变成另一种意思上的“华约”了。不过我党的打算跟他们所想的可不一样，我党并不想像过去的苏联那样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发号施令，强制各国服从“社会主义阵营的总体利益”。我党想在六月份会议中和各国讨论的，主要是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分工的事情，而不是和北约进行军事对抗这方面的合作。

我党内部对未来战略的讨论中，主席等领导人一致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是因为共同理想而走到一起的，但是要维系阵营内部的团结，只有靠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各国之间互相有些小心思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种风云莫测的时代中，各国共产党应该警惕这种小心思在敌人的挑拨下演变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分歧，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沟通协商手段也是避免矛盾产生的有效办法。

为此，主席也有和苏联那边的领导层讨论，在之后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间的合作组织，以便各国各党进行沟通与协商。这一组织应该和过去的共产国际有所不同，是已经建立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对话平台。

在双方讨论过后，对这个新平台的名称有了一个初步设想：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组织。